摘　要：明代內府刻書作為皇家的刻書，是歷代中央刻書史上承上啟下的一環(huán)，所刻圖書種類繁多、內容豐富。以往世人只注意到了其版本風格的特異性，而忽略了其插圖版畫的藝術性。文章在介紹明代內府刻書性質與版本特征的基礎上，梳理了存世明代內府刻本中所見插圖版畫的五種類型，并對明代內府刻書使用插圖版畫的特點進行了分析，認為明代內府刻書普遍較早地使用了插圖版畫，其質量精良，具有較高的藝術水平。明代內府刻書在儒家經典、宗教、啟蒙識字等多類型圖書中廣泛使用插圖版畫，是出于純粹的藝術自覺。這些插圖版畫是明代內府刻書的顯著版本特征之一，對明代插圖版畫的發(fā)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在明代插圖版畫的發(fā)展史上應占據(jù)重要位置。

關鍵詞：內府刻書 插圖 版畫 宮廷藝術

明代的刻書事業(yè)，在經歷了宋元兩代的積累后，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其規(guī)模之巨、數(shù)量之大、種類之多、內容之豐富，皆遠邁前代不知凡幾。有人統(tǒng)計，明代刻書數(shù)量多達35000種，從中央到地方、從官方到坊肆，幾乎都在刻書，形成了官刻、坊刻、私刻（或稱“家刻”）三大體系并存的局面。

中國古代版畫以刀代筆，以印代繪，融繪畫、雕刻、印刷三種藝術于一身，且大多是以書籍插圖的形式出現(xiàn)的，甚至有人說：“中國版畫史就數(shù)量來講，實際上是中國書籍插圖史。”因此，人們往往又將插圖與版畫并稱。

也正是因為插圖版畫與刻書事業(yè)的這種天然聯(lián)系，伴隨著明代刻書事業(yè)的發(fā)展，明代的插圖版畫藝術同樣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進入了中國古代版畫藝術的黃金時代。魯迅曾經盛贊：“中國木刻圖畫，從唐到明，曾經有過很體面的歷史”“明代是中國古代版畫的盛期”。版本學家曹之也認為明代的版畫“在中國乃至世界印刷史上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這些對明代版畫頗高的贊譽，主要是針對民間刻書而言的，認為“中國的版畫到了明清之際發(fā)展到一個高峰，與明清資本主義商業(yè)的萌芽，市民文學的興起有著密切聯(lián)系”。

對于明代官府刻書使用插圖版畫的藝術成就，除了周紹良的《明永樂年間內府刊本佛教經籍》《明內府刊本〈靈寶天尊說洪恩靈濟真君妙經〉》以及趙前的《明代內府刻本〈賜號太和先生相贊〉》三篇文章有所涉及之外，幾乎沒有人專門論及。事實上，明代內府刻書作為中央官府刻書，十分講究圖文并茂，使用了大量的插圖版畫。這些插圖版畫由于有宮廷畫匠的實力支持，表現(xiàn)得極富特色，甚至有些遠非民間刻書所能望其項背。有鑒于此，筆者不揣淺陋，撰述此文，略陳明代內府刻書插圖版畫之數(shù)端，以饗學林。

一、明代內府刻書的性質及其版本特征

我國5000多年來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從未中斷的重要原因是，自漢代就形成了由國家主持整理、編纂、保存文獻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東漢熹平四年（175），為了保證維護統(tǒng)治所需的儒家經典的準確傳播，漢靈帝命人校定儒家經典，并命蔡邕將校定后的《易》《詩》《書》《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書寫，刻在石碑上，立于洛陽太學門外，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經”。此后，歷朝歷代賡續(xù)不斷，用刻石的辦法頒布官定正本，如三國時期的“正始石經”、唐代的“開元石經”、五代時期的“蜀石經”、北宋的“嘉祐石經”、南宋的“紹興石經”、清代的“乾隆石經”等。

五代以降，隨著雕版印刷術的廣泛應用，統(tǒng)治者更加重視利用刻書傳播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由中央官府主持刻印儒家經典、歷史要籍、典章制度等圖書，成為封建社會官府開展文化建設的重要措施，這就是中國雕版印刷史上最重要的一種類型——中央官府刻書。中央政府主持刻印的書籍往往疊經校勘，不惜工本，制作精良，具有很高的學術、文化與文物價值。

在不同的朝代，代表中央政府刻書的機構有所不同。五代、兩宋時期，代表中央政府刻書的機構是國子監(jiān)；到了元代，則更為興文署；明清兩代，中央政府刻書改由宮廷內部機構負責，故稱內府刻書。

明代內府刻書是明代的中央官府刻書，也就是皇家的刻書。在皇家強大的人力、物力支持下，明代內府刻書數(shù)量遠超前代，達到320余種，而且在版本形態(tài)上與其他類型的刻書風格迥異，所刻之書版式寬大，行格疏朗，四周雙邊，字大如錢，多作趙體，醒目悅神，選用上好潔白棉紙和佳墨精印，書衣用精美絲絹或宮廷專用布料，多作包背裝，裝幀華美大方。上述這些要素疊加起來，令明代內府刻本在版本形態(tài)上別具一格，在任何圖書館的古籍善本庫中，如有明代內府刻本置于架上，觀者幾乎都能一眼辨識。

二、明代內府刻書使用插圖版畫的方式

我國的先民很早就開始了用符號和圖畫輔助文字記錄，用來表達思想、傳遞信息，所以有“左圖右書”“左圖右史”“文不足以圖補之，圖不足以文敘之”這樣的說法。

圖書當中使用版畫起源較早，幾乎與雕版印刷術同時發(fā)生。現(xiàn)知存世最早的木刻版畫是唐懿宗咸通九年（868）王玠施刻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首扉畫，這幅扉畫雖仍有些古樸，但畫面布局繁簡得當，“整個畫面的篇幅不大，而包含了很多人物，位置穩(wěn)妥，一點也沒有擁擠感。而且刀法嚴謹而工致，每個人物的表情都刻畫得相當深刻”，充分反映了我國唐代版畫雕印技術已達到很高的水平，可知此畫絕不是最早的版畫。即便以此算起，木刻版畫至今至少也有1100多年的歷史了。此后，隨著雕版印刷術的使用日趨廣泛，插圖版畫的使用也隨之得到了相應的發(fā)展。圖文并茂、相輔相成也成為我國古籍的一個優(yōu)良傳統(tǒng)。

明代內府刻書不但在刻書數(shù)量、質量上遠遠超越了前代的中央政府刻書，并且在刻書中廣泛地使用了插圖版畫，大大提升了其自身的藝術代表性。從現(xiàn)存內府刻書實物來看，明代內府刻書利用插圖版畫主要有以下五種形式：

圖1　嘉靖十八年（1539）內府刻本《賜號太和先生相贊》之《欽遣使臣齋敕征聘相》

第一種，一葉一圖，先圖后文。古書的一葉相當于現(xiàn)在出版的圖書的兩頁。因此，一葉一圖其實就是一幅插圖或版畫占據(jù)一整塊版片的位置，折疊為前后兩頁，而相應的文字緊隨其后。這種用整幅畫面鋪滿全葉的“全圖式”構圖，畫面宏大、極盡鋪陳的版畫運用手法，比較適合表現(xiàn)完整、集中的主題。這種類型的代表是嘉靖十八年（1539）內府刻印的《賜號太和先生相贊》。此書是嘉靖皇帝為慶祝他所寵信的道士邵元節(jié)八十壽辰特意雕造的，原藏于清廷內閣大庫，開本極為宏大，高76厘米，寬55.4厘米；半葉版框高53厘米，寬45.8厘米，是目前所知明代雕版印刷書籍中開本最大的一部。該書另一顯著特色是此書采取圖贊相配的形式，一贊一圖，全書共收版畫26幅，贊文26篇，反映了明世宗朱厚熜所寵信的道士邵元節(jié)的一生。每幅版畫占據(jù)整個一版，次葉則配以相應的贊文，如該書第一幅圖為《欽遣使臣齋敕征聘相》，對應文字為“欽取相贊”；第二幅圖為《內殿宣召初見相》，對應文字“內殿召見相贊”；第三幅圖為《欽命禱雨相》，對應文字為“欽命禱雨相贊”……每幅畫面均以邵元節(jié)為中心，畫中人物儀態(tài)生動靈活，殿閣亭臺、花草樹木等線條工整嚴密，這種用巨大的整幅版畫描繪一個故事情節(jié)的做法，展現(xiàn)出宮廷畫匠高超的以畫敘事的駕馭能力。

第二種，半葉一圖，先圖后文。所謂“半葉一圖，先圖后文”，即在每幅插圖只占一塊雕版的一半，折好后畫面正好占據(jù)完整的一頁。有的時候，幾幅圖集中在一起，對應后面的一段文字；有時候則一幅圖對應一段文字。

成化二十二年（1486）所刻《釋氏源流》一書，就是采用的這種方式。該書為明釋寶成撰，版框高30厘米，寬19.3厘米。每半葉14行，行23字。四周雙邊；版心大黑口，雙黑魚尾相對。書中輯有釋家人物故事400則，每則配圖一幅，先圖后文。卷端有成化二十二年憲宗《御制釋氏源流序》，次為王勃《釋迦如來成道記》。

第三種，上圖下文，圖文并茂。上圖下文即在同一頁面中，上半部分為插圖，下半部分為與插圖內容對應的文字。這種方式在坊刻本中應用較多，尤其多見于戲曲小說類的圖書。在明代內府刻書中，這種插圖方式主要用于儒家經典的圖釋，如永樂年間所刻《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正統(tǒng)年間所刻《五經四書》等多用此法。

圖2　正統(tǒng)十二年（1447）內府刻本《書集傳》

第四種，一葉多圖，圖文對照。即一頁（半葉）之中，以圖釋文，以文注圖，圖文相間，名曰“對相”。這種插圖方式較其他方式更為直接，適于初學者使用，故很多明清時期的蒙學讀物多采用這種插圖方式，明代內府刻的《新編對相四言》即屬此類。王重民對這種插圖本蒙學讀物的教育史價值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說：“‘對相’謂為每字或每詞出一相，對刻于次行，以便童蒙，如今日之‘識字圖說’。……數(shù)百年前，此類兒童讀物已通行，實教育史上所應大書特書者。”

圖3　明代內府刻本《新編對相四言》

第五種，數(shù)葉連圖。即由兩葉以上書版共同組成一幅圖畫，這種插圖方式同樣有利于背景宏大、人物繁多、主題復雜的表達。內府所刻佛經、道經卷端引首多用此類方式。如永樂十五年（1417）內府刻本明成祖朱棣御撰《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卷端有一幅《佛陀說法圖》，該圖從構成形式到畫面內容，均與其他佛經卷端引首版畫明顯不同。首先，因為該書為包背裝，所以該圖由三個葉面組合構成，而非經折裝那種連為一體的圖像；其次，從版畫內容來看，釋迦牟尼作為整個版畫的中心，也是整個畫面中比例最大的人物，他端坐于蓮臺之上，身后不用傳統(tǒng)的背光，而是極為繁復的纏枝蓮花紋，頭頂另有一寶蓋，周圍祥云繚繞；座前迦葉、阿難兩位尊者分列左右。以中間主圖為中心，左右兩個葉面為祥云中露出上半身的十八羅漢、八大菩薩、四大護法天王均雙手合十，分列兩旁。整個畫面線條精密整肅，婉麗工細，給人莊嚴祥和的感覺，而將佛教中的主要人物呈現(xiàn)于此畫面之中，顯然是為此書量身定做，專門繪制的版畫。

從以上幾種形式的介紹我們可以看出，明代內府刻書除了考慮圖畫自身的表述功能，還利用插圖版畫使圖書增色，以達到更好的視覺效果。至于使用何種具體的插圖方式，則完全根據(jù)圖書的內容、性質以及裝幀形式來決定的。

圖4　永樂十五年（1417）內府刻本《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卷端《佛陀說法圖》

三、明代內府刻書中插圖版畫的特點

梳理總結存世明代內府刻書中所見插圖版畫的使用規(guī)律，可以大致對明代內府刻書插圖版畫的特點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其一，使用插圖版畫時間較早。

鄭振鐸根據(jù)明代版畫作品數(shù)量的多少，將其大致劃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為洪武至隆慶，是明代版畫從繼承到逐漸發(fā)展、壯大的過程；第二時期為萬歷到明末，是明代版畫推陳出新、百花齊放的過程，為中國古代版畫“登峰造極，光芒萬丈的時代”。他說明了這樣劃分的原因：

因為明初和明中葉的木刻畫的歷史比較簡單，其作品也不多，[明代初期的木刻畫極為罕見。到了嘉靖時代，種種刻本才開始多了起來。不知是原來刻得少，還是消滅不存得多。]所以就將它們合而為一了。關于這個時代的木版畫的搜集，曾費了很大的勞力。幾乎全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書，其中有幾個朝代，本來是一片空白，幸而，我以偶然的機會，在北京獲得了二百多種從佛臟里“出土”的那幾個朝代的單刊本的佛、道經，[我所得的從洪武、永樂以下，到正德為止的單刊本佛經、道經，凡二百數(shù)十種，都是從佛臟中出來的（道經當然是從道觀的塑像里出來的），后來也不再多見了，恐已被賈人羅掘一空。]才能夠把那些空白補了起來。

在鄭振鐸看來，洪武至隆慶間，整個明代的木版畫是比較罕見的，即便有，也基本上是宗教類文獻中的插圖。其實，考察現(xiàn)存明代內府刻本，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這一時期內府刻書已經較為普遍地使用了插圖和版畫。

誠如諸家所言，明初的刻書使用版畫較早出現(xiàn)于佛經文獻，從今天現(xiàn)存實物來看，內府所刊刻的幾部佛教大藏，卷首均有版畫作為引首。我們從周心慧輯錄的《中國古代佛教版畫集》中可以看到，《南藏》中的《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端冠有扉畫并牌記，其卷首扉畫畫面疏闊，佛祖居于畫面正中，周圍祥云繚繞，烘托出吉祥的氛圍，六祖與佛祖對面而坐，是一幅頗具“禪意”的佳作。

從歷史記載來看，洪武本人崇信佛教，故其在位期間內府除了刊刻《洪武南藏》，還應該刻有單本佛經，但目前為止，筆者尚未見到確為內府所刻者，故不知其單本佛經是否也有版畫。緊隨其后的永樂皇帝所刻《永樂南藏》《永樂北藏》及單本佛經卷首大都有版畫作為引首是確定無疑的。如前面提到的永樂十五年（1417）《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和《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感應歌曲》卷端均有完全一致的占三個半葉的《佛陀說法圖》長卷一幅。對于這幅版畫，鄭振鐸反復詠嘆，盛贊其精美工致：“刻得風格獨造，毫無俗韻。不錯，是過于繁瑣，但卻沒有擁擠之感。不錯，是過于工致，但卻毫不流于板澀，而仍具有十分生動活潑的姿態(tài)。”

此外，永樂二十一年（1423）刊《金剛經集注》《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釋氏源流》《佛說阿彌陀經》《禮三十五佛懺悔法門》《金剛經》《大乘妙法蓮華經》《佛說四十二章經》《金光明經》等也都有類似的版畫作為引首。

其二，各種類型圖書普遍有使用插圖與版畫的現(xiàn)象。

從洪武到弘治時期的內府刻書，除了宗教版畫，儒家經典也普遍使用了版畫和插圖。永樂十三年（1415）敕纂修的《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就有多部書中刻有插圖。例如，《周易傳義大全》卷端刻有《周易朱子圖說》一卷，《詩傳大全》卷端有《詩傳大全圖》一卷，《春秋經傳大全》卷端有《春秋二十國年表》《諸國興廢說》《春秋列國東坡圖說》《東坡指掌春秋列國圖》。正統(tǒng)十二年（1447）刊刻的《五經四書》也同樣有大量的插圖。例如，《周易傳義》前有《朱子易圖集錄》，《書集傳》前有《書圖》一卷，《詩集傳》前有《詩圖》一卷，《春秋傳》前有《春秋世次圖》一卷。由此可以看出，明內府兩次主持大規(guī)模刊刻的儒家經典均使用了插圖，并且數(shù)量比較多，有的甚至自成一卷。

在中央官府頒行的正規(guī)教材中插入圖畫，這不得不說是明代內府刻書的一個創(chuàng)舉。雖然永樂時期刊刻的這些插圖線條還比較簡單，有的甚至就是由簡單的黑點、白點、直線組成的簡單圖示，卻使書籍在外在形態(tài)上變得圖文并茂，也有助于理解深奧詰詘的儒家經典，因此“這類圖示不應僅被視為輔助論證的插圖，很多時候其本身就是論證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明代內府前期、中期的刻書也配有插圖版畫，如洪熙元年（1425）刊刻的《天元玉歷祥異賦》、景泰七年（1456）刊刻的《飲膳正要》、天順五年（1461）刊刻的《大明一統(tǒng)志》均附有插圖。

在明前中期社會整體刻書事業(yè)使用插圖尚不普遍的情況下，內府刻書已廣泛運用插圖。這一方面增強了內府本的可讀性與美觀度，為我們今天研究明代版畫史的發(fā)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另一方面，在權威的中央政府刻書活動中，主動運用插圖與版畫裝飾圖書，也從一定程度上帶動了明代其他刻書使用插圖版畫的風氣。

圖5　永樂十三年（1415）內府刻本《周易傳義大全》

其三，插圖與版畫質量精良。

仍以佛經版畫為例，明代內府所刻《金剛經》卷首有一幅木刻畫長卷——《鬼子母揭缽圖》。這幅作品長達四尺，構圖精縝、場面宏大、內容豐富，是我國版畫史上的一幅巨作。該畫“雕刻得盡態(tài)極妍，把鬼子母和群魔們的緊張、悲傷、憤怒、斗爭的情緒和佛的寧靜、安定、不動心的心境對照得那么動人的鮮明”。

周紹良先生對永樂年間內府刊刻的佛經版畫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說：

這些刻經，都是內府司禮監(jiān)刻本。雕鏤之精，確屬上乘，尤其卷前圖像，全是按照本經內容特為繪制的，因為大都是密教經咒，所以特具番味，不能移做別經之用。這是一般刊刻的經卷無法與之相比的。

（這些佛經）較后來的《北藏》所刻，不知高明了多少。……這些佛經扉頁版畫，在明代版畫史上，應該占有重要位置。

與佛教經典一樣，明代內府刊刻的道家經書也常常刻有版畫作為引首。永樂初年，明成祖敕第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主持刊刻《道藏》，英宗正統(tǒng)十年（1445）書成。因其刊成于正統(tǒng)間，故又稱之為《正統(tǒng)道藏》。其卷首扉畫與佛教大藏經卷首扉畫同樣氣勢浩大，所繪三清像兩旁有祥云繚繞，諸多道眾，神態(tài)各異，繪刻極盡精細。永樂十八年（1420）內府刊本道經《靈寶天尊說洪恩靈濟真君妙經》卷前有版畫一幅，版畫內容與經卷所描述的“靈寶天尊在大羅天上五明宮中……時有斗中、都水二使者，左執(zhí)青節(jié)、右杖黃鉞，侍立帝前”內容一致，明顯系為該經書專門創(chuàng)作的版畫。周紹良先生認為“從刊本來說，這個本子應該是這部妙經的最早刊本，版刻精好，尤以書前扉畫為最……可見內府工藝之精”。

又如，上文中提到的《賜號太和先生相贊》中的版畫，線條細密纖巧，富麗精工，畫面整體勻稱，尤其是對人物表情、宮廷苑囿、池草花木等細節(jié)的刻畫栩栩如生，其藝術水平幾乎與后出幾百年的清代宮廷銅版畫達到了異曲同工之妙。

總起來看，明洪武至隆慶間刊刻的道教版畫在數(shù)量上雖遠不如佛教版畫多，但在藝術成就方面卻可與之媲美。據(jù)此可知，洪武至隆慶這段時間的內府刻書，是明代宗教版畫蓬勃發(fā)展的時期。

除宗教版畫之外，其他書籍中的插圖版畫質量也堪稱一流。如正統(tǒng)十二年（1447）內府刻的《書集傳》卷前所附《書圖》一卷，包含了50幅左右的插圖，其中《璿璣玉衡圖》《大輅圖》《十二章服之圖》《樂器圖》《兵器圖》《禹貢所載隨山浚川之圖》《禹貢九州及今州郡之圖》等，繪制極為精美，雕刻刀法工整細密，插配在經書之中，散發(fā)出典雅莊重的氣息，反映出高超的宮廷繪畫水平和雕造水平。

以該書中《大輅圖》為例，這幅圖占據(jù)了整個一葉的80%，圖畫正中為一架駟馬玉輅，皇帝端坐其中，左邊有執(zhí)笏隨臣三名，右邊執(zhí)笏隨臣四名，車前引導侍從一名，各人俱戴冠冕；四匹馬或昂首向前，或奮蹄用力，各具神態(tài)，鞍轡上繡有云紋圖案；玉輅上的龍頭車轅、車輪輻輳、車廂上的云紋浮雕皆清晰可見。圖下有較窄的一欄文字，為此圖之說明，原文如下：

《書傳》云：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天子五輅，飾異制同。今圖玉輅之制，兼太常之族以修祭祀。所乘其他金、象、革、木之輅，可類推之矣。

這樣處理，原本抽象難懂的古代車輿制度就圖文并茂地展現(xiàn)在人們面前，更加便于人們理解書中內容，提高學習效率。

景泰七年（1456） 經廠刊本《飲膳正要》，系據(jù)元刻本重刊，有圖數(shù)十幅。《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收有元刊本插圖一幅，筆者將景泰七年內府刻本與之對比，發(fā)現(xiàn)其插圖內容、版式基本一致。所不同者，唯在細節(jié)處理上更加工整簡潔，從而略帶匠意，但是如不細審，很容易就會誤為元刻。皕宋樓曾藏有此書，《皕宋樓藏書志》將其著錄為“元刊元印本”。張元濟先生將其與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景泰七年內府本（今藏國家圖書館）做了比較，發(fā)現(xiàn)兩書實系一刻，由于皕宋樓所藏佚去書前《御制重刊飲膳正要序》，故誤。這也從側面說明了內府翻刻前朝圖書之精。

圖6　正統(tǒng)十二年（1447）內府刻本《書集傳》

明代內府刻書中的插圖版畫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藝術成就，與其宮廷刻書的出身地位密不可分。內府刻書屬于內府造作范疇，因此與明初工匠制度密切相關。按照所屬系統(tǒng)、服役時間、服役地點的不同，明代工匠大致可以分為輪班匠、住作匠和軍匠三種類型。在萬歷十五年（1587）內府刻本《大明會典》卷一百八十九中，記載有內府刻書負責機構——司禮監(jiān)服役的工匠類型及數(shù)量。據(jù)其記載，嘉靖十年（1531）奏準司禮監(jiān)共保留1583名各類型軍民工匠，其中包括與刻書相關的箋紙匠62名，表褙匠293名，折配匠189名，印刷匠134名，花匠76名，刊字匠315名。顯然，這些專業(yè)的宮廷工匠，為內府刻書插圖版畫提供了專業(yè)質量保障。

其四，對特殊用途的書中插圖采用木板設色。

作為皇家刻書，內府刻書主要功用之一就是滿足皇室成員的使用。這些人員使用的內府本中，有些在插圖版畫上有特殊的彩印處理，即圖書正常刷印后，再為書中的插圖版畫進行木板設色，使原本墨版刷印的圖書變?yōu)椤安什灞尽薄?/p>

如萬歷十五年（1587）內府刻本《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版框高29.6厘米，寬22.7厘米。每半葉12行，行23字，小字雙行字數(shù)同，四周雙邊，版心大黑口，雙黑魚尾相對。該書原作《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為宋代唐慎微所撰。宋大觀二年（1108）經仁和縣尉艾晟等重修,改名為《經史證類大觀本草》；政和六年（1116）又經醫(yī)官曹孝忠重加校訂，再改名為《政和新修證類備用本草》。張存惠刻此書時，將寇宗奭《本草衍義》隨文散入書中，作為增訂，因又改名為《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該書為中國本草學中的一部重要文獻，全書30卷，收載藥物1700余種，資料極為豐富。此書對每種藥物均附有插圖或版畫，與文字部分互為補充。

上海圖書館藏有一部此書，書中插圖版畫均為木版刷印，后期設色，所用顏料與國家圖書館藏明代內府彩繪寫本《明解增和千家詩注》《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等宮廷慣用的天然礦物質顏料一致。書中的插圖標題用天藍色顏料為底色，標目文字用黑色，再用“紅—黃—紅”三條直線圍成邊框；插圖均根據(jù)圖畫內容施以相應礦物顏料，如“道州鐘乳石”用白色珍珠粉，“辰州丹砂”用紫紅色丹砂粉，“宜州丹砂”用淺紅色丹砂粉，“廣州石硫磺”則用硫磺粉涂為金黃色硫磺粉。

圖7　萬歷十五年（1587）內府刻本《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之《解鹽》

最為絕妙的是，書中有一幅《解鹽》圖，描繪了鹽民在鹽官監(jiān)督下制鹽、曬鹽、繳鹽、運鹽的動態(tài)過程。此版畫經設色后，原本為黑白的插圖，變成了一幅色彩鮮艷、精美絕倫、具有很強層次感的畫卷，且畫面歷經數(shù)百年顏色不褪，令人贊嘆。畫中所繪人物細致入微，著裝各異，表情生動傳神。人物的眉毛、胡須甚至運送食鹽的驢子身上的毛發(fā)均纖毫畢現(xiàn)，頗有中國傳統(tǒng)工筆畫的感覺，展卷令人心曠神怡、目不轉睛。

四、明代內府刻書插圖版畫的價值與影響

明代內府刻書中這些插圖版畫的廣泛使用，不但使所刻圖書本身圖文并茂，可讀性提高，而且明顯增加了圖書的藝術代表性，成為明代內府刻書在用紙、字體、版式行款、裝幀之外的另一顯著特征。如果說民間刻書大量使用插圖版畫是與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萌芽和市民文學興起密切相關的話，那么明代內府刻書在儒家經典、宗教圖書、啟蒙圖書等多類型圖書中廣泛使用插圖版畫，則是出于純粹的藝術自覺。

曹之認為，版畫內容從低級到高級有三個階段：開始是宗教，接著是實用畫，最后是藝術畫。明代內府刻書中，宗教畫、實用畫、藝術畫兼而有之。因此，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明代內府刻書的插圖版畫都達到了當時的最高水平。我們今天在鑒賞明代內府刻本時，除了歷史文物性和文獻資料性，書籍本身所蘊含的藝術價值也不容忽視。而且，明代內府刻書中的插圖版畫，除了少數(shù)明初佛經刊刻于南京，大部分刊刻在北京，由宮內畫匠、雕刻匠、刷印匠聯(lián)合完成，產生的時間比民間刻書中形成的建陽派、金陵派、徽派、浙派等派系早了100多年，藝術特色上自成一派。因此，內府刻書中的插圖版畫在明代版畫史上應該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為皇家刻書，明代內府刻書往往會作為官定正本頒往全國，在這個過程中，其刻書風格必然對明代整體刻書事業(yè)產生影響，對明代其他類型的刻書使用插圖版畫的風尚起到引領、示范和推動作用。在明代插圖版畫研究中，這一點也應引起相關學者的注意。

作者簡介

馬學良，男，1980年2月生，河北棗強人。管理學博士，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后，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中國明史學會會員，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員。

主要研究興趣為中國雕版印刷史、古籍版本學、明清文獻整理和圖書館學。在《文獻》《圖書情報工作》《中國出版史研究》等學術刊物發(fā)表論文二十余篇，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項，主持在研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1項，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3項，參與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點項目1項，主持完成國家圖書館科研課題4項。

排版｜周偉俊

審核｜尚瑩瑩 趙瑩